傍晚六点，小区广场的游乐区准时响起一阵熟悉的电子音乐。那是胖娃的“工作铃声”——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，里面装着十二个变形金刚、三套乐高拼图，以及一部屏幕贴满卡通贴纸的平板电脑。他今年十一岁，体重五十八公斤，是这片社区里最抢手的“陪玩”。
胖娃的“生意”始于去年暑假。邻居李阿姨要加班，把六岁的女儿朵朵托给他照看两小时，临走时塞给他二十块钱：“带妹妹玩玩，买点好吃的。”胖娃笨拙地蹲下身，用胖乎乎的手掌擦掉朵朵的眼泪，从包里掏出一架会发光的塑料飞机。那天下午，他带着朵朵在沙坑里挖了三条“隧道”，用树叶搭了一座“城堡”，还教会了她用橡皮泥捏出歪歪扭扭的小熊。朵朵回家时咯咯笑着，说“胖胖哥哥比动画片有趣”。
消息像蒲公英一样散开。不到一个月，胖娃的周末被排得满满当当：周五陪二年级的浩浩下飞行棋，周六上午陪双胞胎姐妹搭积木，下午陪刚搬家的小哲熟悉小区地形，周日上午还要“客串”钢琴陪练——虽然他只会用一根手指弹《小星星》。家长们感激地往他口袋里塞零钱，从五块到五十块不等，有人送他整盒的巧克力，有人干脆把家里的旧玩具打包送他。
胖娃从不拒绝任何邀约。他的帆布包永远装得满满当当，仿佛一个移动的游乐场。可渐渐地，大人们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：胖娃越来越沉默，他陪孩子们玩耍时，眼神总有些空洞；他背上的包越来越沉，却很少见他拿出来玩；他会在孩子们午睡时，独自坐在台阶上，用胖手指一遍遍划着平板电脑的屏幕——那是他妈妈的照片，三年前去了另一个城市打工，每年只回来两次。
有一次，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问他：“胖胖哥哥，你为什么总陪我们玩？你不累吗？”胖娃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嘴笑，脸上的肉堆成两座小山：“因为……因为你们开心，我就开心。”可那天晚上，他回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其实，我也想让别人陪我玩。”
胖娃的“生意”越做越大，甚至有人建议他开个“陪玩工作室”。但他妈妈在电话里听到这事后，沉默了许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娃，你别太累了。”胖娃握着电话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听筒上：“妈，我攒了三千块钱了，够买一张去你那儿的火车票了。”
那个周末，胖娃最后一次背起帆布包。他挨个儿给“客户”们打电话，说自己要“出差”了。孩子们在电话里哭闹，家长们不解地问：“是不是嫌钱少？我们加价。”胖娃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钱的事。我要去找一个人，陪她玩几天。”
他把攒下的钱叠得整整齐齐，塞进书包夹层，又往包里塞了一盒妈妈最爱吃的桂花糕。临出门前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满屋子的玩具——那些曾被他用来“雇佣”陪伴的玩具，此刻静静地躺着，像一群被冷落的朋友。
胖娃走了。广场上少了那个背着鼓鼓囊囊帆布袋的身影，电子铃声也再没响起。家长们开始自己陪孩子玩，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有一天，朵朵突然问妈妈：“胖胖哥哥还会回来吗？我想把我的小熊送给他，让他也当一次被陪玩的小孩。”
没有人回答。只有风穿过空荡荡的滑梯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：那些被“雇佣”的童年，最终要到哪里去赎回自己的孤独？而那个胖胖的身影，此刻正坐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，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，心里想的是——这一次，轮到他当一次“被陪玩”的孩子了。
